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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时代一改以往企业经营模式,很多“管理学”思想已经跟不上。
我们还在沿用传统的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,虽然大家都在用人工智能,公司也开通了各种AI付费工具,但是整个工作流程还是建立在原来的基础之上。
也就是员工还是复制和粘贴,走流程和老板审批。部门还是各自独立,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的报表中,遇事相互甩锅。
AI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,其根源是公司用新技术硬上套在旧系统上。
例如不少新能源车企使用油车架构,把发动机换成电动机。而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围绕电动化、软件化和数据闭环重新设计产品。
AI不是搜索框,不是搜索引擎的替代品,真正AI赋能并不是做系统升级操作,把新的工具塞进原有的系统,而是围绕着新技术做颠覆性创新,是重新设计和定义生产流程与管理模式。
然而,我发现很多传统企业还没有完成数字化转型,更别提AI赋能了。即使是互联网企业AI也并非普及,以我们公司为例,还在执行传统的做事方式和方法。例如,还是产经经理负责需求分析,UI/UE负责交互设计,项目经理分解任务,程序员负责实现功能,测试人员负责测试和交付…… 除了开发人员在深度使用AI,其他部门还是用来替代搜索框。
今天要聊的主题是:AI时代的核心变化,不是工具升级,而是组织从平台中心转向个体中心。
传统的招聘思维似乎无效,从前的招聘是开通招聘网站账号,用人部门给出岗位描述,HR发布招聘信息,通常是学历+过往工作经历。然后HR等待面试中投简历,筛选之后给到用人单位面试。
如今面临两个问题:
过去经济上行周期,企业现金流充裕,招聘筛选可以单纯依靠学历与过往履历作为标准,先招聘进来然后慢慢试错磨合。例如招聘十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,筛选后留下一个,总能遇到适合的。而当下环境截然不同,不光中小创业公司只能艰难维持经营,头部大企业也纷纷收缩业务线、严控成本,市场与企业再也没有多余空间留给粗放式试错。
很多企业认为,失业的大厂员工,是一个捡漏机会,只要多面试,总能遇到适合的人才。前面我说过了,我们需要的是不是专才,是通才。大厂的员工几乎都是生产线的螺丝钉,各个都是专才。
首先,国内大学以培养专业型人才为主,志愿填报便锁定了个人后续的专业方向。然后踏入社会进入企业,步入职场那一刻,职业规划就被定向了,公司岗位分工明确、流程化标准,依靠精细化管理拆分各项工作,进一步切割工作边界;长此以往,个人也会主动选择扎根单一垂直领域持续钻研,此时思维与视野容易局限在细分赛道内,难以形成跨领域全局视角。
专才不具备系统思维,全局观。大企业是平台型公司,他们需要的岗位分工明确的,每个人负责一块,降低平台对人的依赖,人可以随时换。举一个例子,大公司做一个项目,就像分苹果一样,切成几分给到员工。拿到任务的员工,只知道看到苹果的局部,他甚至不知道苹果长啥样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对人的依赖,还能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,一个员工出走不会带走所有知识产权。
我在职场中就亲身遇见过这类典型案例:公司曾聘用一名淘宝出身的员工,他在淘宝负责商品图片这个模块,老板委以重任,安排他掌管技术部门、全盘统筹公司产品,最终结果可想而知。他在淘宝任职时,只接触过项目里微不足道的冰山一角,仅掌握商品展示图上传相关工作,仅凭这一项碎片化技能,根本没有能力把控公司的完整产品线。
在我此前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关于专才与通才的观点,摘取一段:最典型的就是刘强东“十节甘蔗理论”,刘强东整合了零售、消费品行业的价值链(创意、设计、研发、制造、定价、营销、交易、仓储、配送、售后)等十个环节。如果你是老板,你应该明白,这件事情的难度。这不是把十个部门的经理叫过来开个会,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所以,通才是稀缺的,而“专才”我们从来不缺,因为我们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专才模式,从填选志愿的时候,一个人的方向就确定了,然后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出“专才”。
在自媒体时代,仅提供流量入口,便让个体获得了过去只有机构和平台才拥有的公域曝光能力,也由此彻底重塑了商业传播与价值转化的规则。已经让很多企业感受到了,个人能力大于团队能力。AI时代又再次为个体叠加生产力杠杆,全方位放大综合能力,真正的超级个体时代已然到来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当一个人同时拥有流量、工具、交付和变现能力,公司就不再一定需要从多人组织开始,于是OPC(One-Person Company,一人公司)应运而生。
过去管理层更强调组织架构搭建、人才梯队建设和人力资源配置;而现在,真正重要的是识别关键个体、放大个体能力,并围绕核心人才重构协作方式。但是多人协作带来沟通和协调成本和无休止的内耗,甚至在很多时候制造出比工作本身更大的组织内耗。超级个体时代,组织逻辑正在发生转变:团队开始围绕“个人能力”开展工作,而不再只是要求个人服从团队。个体能力被工具持续放大的同时,由于 AI 正在重构岗位分工、合并重复职能,很多岗位已经不再需要,组织对人的需求也从“人数规模”转向“关键能力”。
在这个时代,很多公司依然执着于平台思维。就以新东方为例,俞敏洪最终还是放弃了与董宇辉继续深度绑定,本质上暴露了平台组织与超级个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。由此可见,在短期内,中国老板真正接受“超级个体”深度绑定的模式,还需要很长时间。